金同志走了以后，我做了个决定——装糊涂。
不是不执行，是不懂。听不懂，看不明白，需要时间消化。老张说得对，能拖一天是一天。
一连五天，我窝在厂里不出门。金同志派人来催，我就让小崔挡回去，说厂长在研究，在研究。
第六天，厂门口来了一辆车。
下来三个人。金同志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还有一个年轻女人——朝鲜人，穿着深色套装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表情冷得像窗外的冰。
翻译，女的。还是专门配的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知道这回糊弄不过去了。
金同志一进门，脸色就不好看。他坐下来，让那个女翻译开口。她中文说得比小崔还流利，一字一句像刀子：
“赵厂长，金同志让我问你，道里的新规定，你考虑得怎么样了？”
我看着她，没说话。
展开剩余75%她又说了一遍，声音更冷了。
我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考虑着呢。规定太复杂，有些地方没看懂。”
“哪里没看懂？”
“第二条。利润保管。怎么个保管法？存哪个账户？谁监管？什么时候能取？有没有利息？”
她翻译给金同志。金同志听完，脸色更难看了。他说了一串话，那个女翻译转过头来，声音像结了冰：
“金同志说，这不是谈条件。这是规定。你只需要执行。”
我看着金同志，看着他那张黑着的脸，看着那个冷冰冰的女翻译，心里那点火，腾地起来了。
“规定？”我站起来，“拿出来我看看。红头文件，道里盖章的，朝鲜中央批准的。拿出来，我马上执行。”
女翻译愣了一下，翻译过去。
金同志也愣了。他看着我，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——大概没想到我这个平时笑眯眯的中国人，会突然硬起来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盯着我看了几秒钟。然后说了一句话，转身就走。
女翻译临走前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了一句话：
“金同志说，你会后悔的。”
门砰地关上。
我站在那儿，心跳得厉害。
窗外，那辆车开走了，扬起一路雪尘。
那天晚上，小崔跑来告诉我，她打听到那个女翻译是谁了——道里新来的，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的，专门负责外资企业。据说背景很深，家里有人在中央。
我心里更凉了。
可已经这样了，硬着头皮也得扛。
第七天，没动静。
第八天，还是没动静。
第九天晚上，我正在办公室看账本，灯灭了。
一片漆黑。
我愣了一下，站起来走到窗边。厂门口那盏灯，也灭了。
整个厂，黑得像一口锅。
我掏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，照了照外面。车间那边也黑着，宿舍那边也黑着，什么都没有。
断了。真断了。
不是吓唬，是真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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